天府新视界 基层减负“苦处”“难处”在哪？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基层负担重，各有各的苦处。最近，中央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其中一些案例情节之离谱，叫人瞠目结舌：有“借调时间超过20年”的，有“一年开800多次会”的……凡此种种，尽管是特殊个案，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基层的某些状况。

　　案牍主义、文山会海，依旧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发文、开会、填表、写材料、搞汇报等等程式化的工作占比畸高，有限的人力、精力被大量空耗。杂事太多，干货太少。空对空的多，实打实的少。久而久之，不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被消磨，身心俱疲。

　　新场景、新工具，滋生新束缚、新压力。新的社会语境、技术环境，意味着必须有新的治理体系、治理方式与治理能力与之适应。这个过程，是体制机制迭代升级的过程，但也衍生了种种新问题。比如说，“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签到、打卡、刷分轮番上阵，基层干部“正事没空干，时间都花在手机上”，有苦难言。

　　管辖变虹吸，事权人权财权分配失衡。在现有的运转秩序中，局部还存在着“以上压下”的情况。要用钱时，自上向下搞摊派。要用人时，自下而上搞借调。更有甚者，“借调”的干着、“在编”的看着。在一些地方，上级机关人浮于事，下级单位捉襟见肘。资源的错配，自然会造成基层过载、超压。

　　就如同电子系统用久了会卡顿，比之复杂得多的公共职能系统，在年深日久的运转中，同样会产生各种“冗余”“碎片”“痕迹”“bug”拖累进程，这背后的成因，既有思想认知维度的，也有组织实践层面的。

　　以责任交割取代责任履行，“向下管理”变相施压。基层负担重，中间层或者说中间体难辞其咎。现实中，某些中段部门遇事畏搪，非但没有当好“上传下达”“上下衔接”的枢纽，反而是甘当“甩手掌柜”“不粘锅”“二传手”。不是当施工队，而是当分包商，把任务原样不动乃至层层加码推给基层，后者当然不堪重负。

　　以数量化堆砌取代质量化评价，“考核膨胀”挤压空间。干事必考核，工作必留痕，这看似合情合理，然而，在具体操作中，却是多有异变。一些地方将“考核”事无巨细、深度拆解，甚至搞出了“千分制”“双千分制”等，看似严丝合缝、定责定量，实则多是形式大于实质，表演性质的“量化管理”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内耗。

　　以过程过场取代结果导向，“具体工作”被无限拉长。基层工作千头万绪，而其中，很多都属于周边性、衍生性、附随性的事项。很多可大可小的事情，明明可以举重若轻，可偏偏被安排“小题大做”。事前的论证、酝酿、请示、敲定繁杂冗长，事后的总结、梳理、汇报、分享没完没了。到头来，事情没做多少，整个人却已累得不行。长此以往，自然不得不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

　　形式主义新变种层出不穷，形式主义滋生原因隐蔽复杂。最近出台的

　　分清表象与源头，明晰权责与考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压力甩锅、作秀调研、扎堆考核、重痕轻效……这些基层形式主义问题，表现在基层，根源却可能在上级，不能病根在源头、表象来服药。要规范明晰基层权责，建立健全职责清单，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理顺部门间权责体系和上下级权责界限，让基层能心无旁骛地做好自己的“责任田”。

　　把握重点与全面，减负担不减担当。

　　兼顾短期与长期，加强整治更建机制。一方面，针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