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10个常住人口增量城市，中西部占4个：贵阳居首

　　

　　与此同时，中部的南昌、合肥、长沙三座省会城市，2024年常住人口增量也纷纷迈入10万级别，依据已公布的数据，2024年全国仅有7座城市人口增量过10万。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对

　　“中西部省会在强省会战略、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发展利好下，持续做大做强，另一边，现阶段，沿海地区也面临制造业成本上升、传统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资本外流等情况，部分行业就业供给能力和收入水平有所下降，而生活成本依旧较高。”

　　这种人口回流潮将持续多久？如何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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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观当前公布2024年人口数据的主要城市，2024年常住人口增量前十城分别是贵阳、深圳、广州、合肥、长沙、南昌、杭州、温州、宁波、济南。这些城市基本属于一线、新一线城为中部省会城市，西部地区仅有1城上榜，即贵阳。

　　制

　　也恰恰是贵阳，人口增量站上榜首，也成为始料未及的人口赢家。

　　不止2024年，回看过去5年，

　　有梳理指出，2024年贵阳人口增量领先，既在于自然人口呈正增长，也得益于近年的“强省会”战略，推动省内人口前往省会城市实现城镇化，也吸引早前离开贵州前往东南沿海就业的人口回流。

　　据当地媒体，贵阳于2021年底实施“人才兴市”战略，推行多项引育人才、留住人才的举措，其后三年人才规模连续增长，至2024年总计达到151.5万人；此外，在“强省会”战略之下，当地实现产业集聚、经济加快发展，加之高铁、轨交等基建相继布局，人居环境持续提升，有效吸引人口流入。

　　贵阳城市景观

　　从具体数据层面看，2023年、2024年贵阳常住人口数据中，未提及自然人口和机械人口变化情况，不过往前推3年，2000年-2022年，贵阳自然增长率分别为7.62%、6.31%和4.62%，叠加彼时600万上下的常住人口总量，贵阳每年自然人口增长轻松超越20万，而相关年份贵阳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11.5万、12.2万和18.25万。

　　也就是说，相关年份贵阳人口的正增长，关键是由自然人口拉动，“人才兴市”“强省会”战略更多是缓解人口外流的趋势。

　　不过，2020年-2022年逐渐下降的自然增长率，和对应三年逐步上涨的常住人口增量，也已经说明，贵阳人口外流情况在逐步收缩。

　　不止贵阳，同为中西部省会，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江西南昌2024年人口增量也颇为亮眼，分别为14.90万、10.39万、10.22万，排在全国第5、第6、第7。

　　具体来看，2024年合肥常住人口增长14.90万人，常住人口达1000.2万人，迈入千万级人口城市。当地人口增长既在于自然人口正增长，更得益于机械人口增量较大，达13.1万人。

　　背后原因，近年合肥积极承接长三角核心城市的产业转移，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通过产业发展吸引大量人口流入，近三年城市常住人口增量超50万人。

　　长沙过去5年常住人口增长近百万。住房成本相对较低、城市产业发展稳中有进、医疗教育和休闲娱乐等生活配套优质且多样化，被认为是长沙常住人口持续较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

　　南昌不仅是2024年人口增量十万级城市，若论增长率，还居于全国各大城市第一位。

　　梳理发现，南昌虽在产业进程上稍弱于合肥，在休闲娱乐名气上稍弱于长沙，但凭借丰富基建赋能、支柱产业成形成势、人才引育政策高力度推进，有效吸引省内户籍人口集聚。值得一提的是，很长一段时间，江西青年人口外流相较周边省份更加明显，因此一旦控制好人口外流，江西的人口增长就极为明显。

　　若总结共性，上述城市在2024年人口增量颇大，既有自然人口正增长的助力，也在于近年城市产业、人居环境和抢人政策持续发力，实现机械人口增长显著。而这些增长的机械人口，又分为两大

　　自然人口方面。曾刚指出，一般而言，越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因为市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生活工作节奏较快以及婚育观念变化等原因，往往生育率较低；另一边，在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地区，婚育观念往往更偏传统，同时养育成本相对较低，社会保障不足之下“养儿防老”观念流行，共同推动相关地区生育率较高。

　　这也与我国不同区域生育现状相印证。我国经济强省、强市大都出生率较低，而欠发达地区大都出生率较高，相较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中西部省会也往往具有相对较高的出生率。

　　若从政策背景和经济形势看。曾刚表示，近年来相当一部分中西部省会相继成为人口增量明星城市，是相关城市在强省会战略、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发展利好下，持续做大做强，另一边，现阶段，沿海地区也面临制造业成本上升、传统产业转移、资本外流等情况，部分行业就业供给能力和收入水平有所下降，而部分地区生活成本依旧较高。于是，近年出现一波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省会的人口回流潮。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回流”，主要指的是早前内陆省份前往东南沿海工作生活的人群中，有一定体量人群返回户籍地。现有观察指出，近年中西部省会机械人口增长

　　曾刚还解释，从东南沿海回流到户籍地的人群，很多时候并不是回到位于县乡的老家，而是周边的大城市，也通常是省会城市，这也使得人口回流过程中省会城市人口规模率先明显增长，“这个状态还会持续三五年，下一步，一些回流人群规模足够大的省份，单一省会容量有限，又会出现以省会为中心的都市圈或者副省级城市的人口增长”。

　　不过若以省份为单位观察，这一人口回流潮，远不足以扭转全国人口持续向东南沿海省份集聚的趋势。

　　与此同时，常住人口的增减由自然人口和机械人口共同决定，前者是地区出生人口和[*][*]人口的差值，后者是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差值。也就是说，机械人口情况更能说明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以此衡量，沿海省份强省、强市生育率普遍弱于中西部省份，在此背景下实现常住人口正增长，人口流入的贡献更大。

　　而且，若把时间拉长，东南沿海的大城市、都市圈还会继续集聚人口。

　　曾刚解释，现阶段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强省、强市正处于转轨时期，一方面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制于较高成本，陆续前往我国中西部地区，也有一部分外贸型企业受制于贸易壁垒前往东南亚，企业和资本外迁使得相关地区就业岗位减少，加之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袭来、不确定性增加，这种不确定性又在沿海地区表现得尤为显著，进而推动人口从东南沿海回流中西部。

　　不过从长期来看，他指出，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图强的必由之路，伴随着国际贸易良性机制建立，代表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东南沿海地区通过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优势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克服大城市“排外”心理，面向常住人口配套足量、优质的公共服务，将会继续吸引大量人口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