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
“托孤信托”探路进行时 信托人士:特需信托门槛最低仅数万元,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创始人、理事长,谱系家长田惠萍与光大信托在北京正式签署信托合同及系列文件,成为全国首位签署特殊需要信托的自闭症人士家长。
2020年9月,深圳市残联和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第八届中国慈展会上发布了,为有一定资产的身心障碍者父母或家人专业、可持续性、综合性地安排好身心障碍者生存和终极发展问题提出了信托计划的解决方案和指导方向。
特需信托并非“土豪”工具
中航信托原董事长姚江涛在译著一书时提到,“单纯依靠财政补贴和社会公益救助的方式难以长效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只有广泛借助市场的力量,通过商业和受托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方为可持续发展的解决之道。”
中国信托业协会在2022年出版的中,首次将特殊需要信托单独列为一个专题研究课题。提到,我国在残障人士的社会服务供给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存在明显差距,以心智障碍者为例,目前我国心智障碍者约占残障总人数的30.4%,约为2580万人,大约影响家庭人数5000万到8000万。
万向信托特需信托项目负责人杨欢告诉
据了解,目前在信托公司设立特殊需要信托的起投金额并不高。例如,万向信托5万起投,优惠设立费;光大信托30万元起投,免设立费。
光大信托身心障碍服务信托交易结构图
资料
“事实上,特殊需要信托是通过信托来串联其他资源的一个法律框架、服务工具。”杨欢介绍道,目前万向信托在这项业务的操作上,会为有需要的家长提供一个1.0版本的基础框架,告诉家长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考虑,如果家长没有意见的话就以基础条款为准。如果家长有更深入的要求,会在基础方案上增加一些定制化的方案。但是,真正的特殊需要信托是需要信托公司和家长一起,把大的框架一起搭建好。
杨欢认为,信托公司可以提供服务,但最终进行决策的还是家长自己,家长对特殊需要信托的认知程度非常重要。“这不是一个产品销售的概念,这是一个为特殊家庭孩子而长期、系统建设生态圈的过程,需要服务机构、个案管理机构、第三方枢纽平台相互协助,单单依靠信托公司一方的力量是不行的。”
戴榕也告诉
但对于心智障碍者家庭而言,不仅要为他提供财产,还要能为他提供生活服务,而且随着身心障碍者年龄增大,其生涯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挑战。比如,在身心障碍者的教育阶段,孩子遇到教育方面的问题,可能需要到教育职能部门进行打交道,在就业阶段遇到问题,需要跟雇主,人社劳动部门,残联部门等,而在身心障碍者步入老年阶段后,涉及的面就更多了,包括教育、医疗、金融、养老等等方面。
信托公司对特需信托的态度从“淡然”到“热烈”
提到,特殊需要信托在服务供给端还存在服务标准和服务监督机制缺失的问题。因为特殊需要信托设计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保障与维护,监督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市场上还没有特别针对特殊需要群体的服务提供标准和服务监督机制,对受托人服务质效的评价难以量化。
“实际上信托公司在特殊需要信托之中发挥的作用很简单,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服务机构、评估机构不太健全。以服务机构为例,主要是现在服务机构都是单一城市和区域地区的公司,没有大的全国性或连锁服务机构。另外,专业的评估机构也非常欠缺,这个服务质量如何、合不合格、是否适合孩子等都需要非常专业的评估。”光大信托慈善办主任乔方亮向
“我们希望能够和这些机构共同成长,信托和这些机构可以类比为‘鸡和蛋’的关系,当信托有稳定的资金,这些服务机构就愿意做长期的投资。”乔方亮认为,目前很多服务机构做不大就是因为项目资金量小,缺乏持续稳定性,不敢做长远规划。但是如果成立较大规模的,由金融机构稳定地拨付资金,这些服务机构就愿意做长远规划,这样就能把服务端慢慢建立起来。
信托公司对特殊需要信托这项业务态度,曾经历“淡然”到“热烈”。“前几年,服务信托一直不是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这种资金量小、利润率薄的业务愿意做的人不多。”乔方亮告诉
今年,监管部门正推行信托业务三分类改革,主要分为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和公益/慈善信托业务。“服务信托是信托公司的本源业务,也是信托公司的强项。很少机构能像信托一样做事务管理类,进去的是资金,出来的是服务。”乔方亮向
一家心智障碍者基金会的相关人士向
不过,信托真的准备好在逐渐回归原本业务的道路上迎接挑战了吗?云南信托孙雨昕在其撰文提到,虽然“托孤信托”在建立契约时可灵活设置,但我们也反复不停地问自己,将一位智力障碍者完全托付给一个按契约执行的机构真的是最适合的吗?
孙雨昕呼吁,针对这类特殊人群设立的信托,一方面应从法律层面上完善监察人或保护人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应从社会层面上鼓励社会公益机构参与进来,从制度上、情感上都能关爱到特殊人群。
“像江浙沪这边,不少信托公司已经直接和地方政府的残联组织进行合作,为他们提供金融部分的服务。”
为推动特殊需要信托发展,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九三学社界别提交提案,对特需信托提出了数项建议。其中包括,在监管评级工作对开展特殊需要信托服务的信托公司予以鼓励;研究制定特殊需要信托的产品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减免纳入特殊需要信托的房产税等。
戴榕则认为,“信托公司在特殊需要信托上不必承担太大的责任,信托公司应该做其专业领域的事情。可以更多从财产管理方面,提供更加贴近家长需求的服务,比方说推动非资金类财产配套制度出台,向特殊需要家庭及公众普及金融知识,支持第三方枢纽机构的孵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