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大撤退，Manus带走了哪些秘密？

　　结果收到的是删除好友后的❗，让那些满怀期待的人感到错愕又心寒。

　　金庸曾说过，“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Manus也在国内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只是离去的不太体面。

　　更扎心的是，在中国团队彻底解散前，Manus就已在新加坡展开大规模招聘。据当地招聘平台 MyCareersFuture称，这些职位的月薪从 8000 美元到 16,000 美元不等，部分职位的月薪甚至高达18000美元。

　　至于国内的一些合作，估计也不了了之。当初承诺的“与阿里通义千问共筑中文版智能体”Manus一员工称“不会继续推进”。

　　最终，国内的这场闹剧以一地鸡毛收场：用户支付了热情与期待，黄牛支付了真金白银，而肖弘，支付了一张飞往新加坡的单程票。

　　这场盛宴，究竟是谁的狂欢，谁的代价？

　　表面上看，Manus似乎是被老美的棒子逼走的。

　　今年4月，美国对华AI芯片和技术的“紧箍咒”又念紧了一圈，英特尔、AMD、英伟达这些“送水工”被看得[*][*]的。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Manus母公司蝴蝶效应完成了那笔7500万美元的融资。耐人寻味的是，领投方正是美国风投Benchmark，而且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开拓美、日、中东等国际市场。

　　拿到Benchmark的钱，对Manus来说既是输血也是枷锁。

　　因为Benchmark这样的资本巨头，给创业公司投资时往往“买一赠一”——除了给钱，还附赠一套量身定做的“合规指南”，怎么调整架构、实体搬去哪、总部安在哪儿，都给安排的轻轻清楚。

　　看看AI应用HeyGen的剧本：2023年注销中国主体，2024年拿Benchmark的钱，转头就把总部从深圳搬到了洛杉矶。

　　紧随其后的Manus，进入美国的监管视野。网站Semafor报道称，美国在紧盯Manus的这轮B轮融资。因此，外界普遍解读，Manus选择远走新加坡并非偶然，一方面是为了规避美国对华的资本管制，另一方面是为了更方便获取芯片。

　　有趣的反转是，这几天英伟达的黄仁勋开启了今年第三次访华，并表示美国已经批准了英伟达的出口许可，将开始向中国市场销售H20芯片。H20是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AI加速器，今年4月被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售。另外，黄仁勋还表示：

　　“中国已经具备足够的计算能力”。

　　如果Manus出走的主因是芯片受限，而国内芯片又出现转机，它还会出走吗？

　　不过，将Manus的“跑路”完全归咎于老美监管和资本裹挟，也不够全面。

　　因为Manus自身的底座也开始动摇。

　　Similarweb数据显示，Manus的月访问量在3月达到峰值，随后回落至5月的1616万，6月略有回升至1730万。

　　
 

　　月活断崖式下滑的直接原因只有一个：用户体验跟预期不符。

　　当时，Manus把调子起的非常高，然而用户普遍反馈Manus执行力或许强劲，但“草台班子”气息浓厚，时常犯下令人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比如：

　　让Manus规划旅行，它推荐“去南极用火锅优惠券”。让它分析股票，只输出基础股价走势，漏掉关键指标。

　　究其根本，Manus没有自研的底层大模型，非常依赖于外部技术的拼接来完成任务。比如，为了复杂任务拆分成多个子任务，Manus需要同时调用多个大模型的API。其精髓在于“集成”而非“创造”，是极致的“套壳玩家”。正因如此，业界对其质疑声浪不断：单纯依赖套壳，技术护城河何在？

　　更值得深思的是，Manus团队对“套壳”标签非但不避讳，反以此为荣。Manus联合创始人季逸超曾公开宣称：“极致的套壳就是胜利”。

　　套壳一时爽，壁垒火葬场。如果什么都靠套壳，还要核心技术做什么？没有自研的核心技术壁垒，拿什么跟人拼持久战？

　　外媒The Information今年3月揭露，处理复杂任务需要同时调用多个大模型API的Manus，早已深陷“服务器容量不足”与“天价运营成本”的双重夹击。有业内人士称，Manus前往新加坡是为了开启更激进的商业化，因为国外用户尤其是欧美用户对于智能体的付费意愿更强，以此缓解经营压力。

　　所以你看，Manus的出走，是“老美的棒子”悬在头顶的寒意，更是自家“地基松软”带来的摇晃。 外部的风暴固然猛烈，但内部的结构性裂痕，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危机。

　　当Manus的“跑路”，成为部分AI创业公司命运的缩影，同时一个更沉重的命题浮出水面：

　　在国家博弈中，创业公司面临着艰难抉择——“全球化”的理想主义和“能否活下去”的现实主义。

　　在这次的“跑路风波”中，肖弘在上写过一句话：“如果最后有不错的结果，证明作为中国出生的创始人，也能在新的环境下做好全球化的产品，那就太好了。”

　　这番话引发很大争议：是否必须将运营主体迁至海外，才算“全球化”？立足本土，是否就做不出世界级产品？

　　先别急着给出答案，先让时间倒回2016年。

　　当时在某档对话节目上，主持人问拼多多创始人黄铮：如果你是张一鸣，你会如何面对BAT？

　　黄峥回答：“如果我是张一鸣，会更加激进的做全球化。因为我们这一代互联网创业者跟前一代的人相比，有更大的全球化视野”。

　　后来，张一鸣的短产品TikTok和黄铮的电商产品Temu，的确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全球化产品之一，远超许多前辈。这证明，立足国内也能走向全球。

　　那是个黄金年代，全球化是道充满机遇的选择题。

　　然而，时移世易。选择题的选项，正被一道道生存题取代。

　　2019年，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科技高压制裁的序幕拉开。

　　面对无休止打压，今年年初问任正非：“心里怎么想？”任老回答朴实有力：“没想过，想也没用。不去想困难，干就完了，一步一步往前走。”

　　这份定力背后，是华为数十年“深挖洞、广积粮”铸就的坚固护城河。

　　2020年，TikTok在美国遭遇“不卖就禁”的生[*]劫。但是字节顶住压力，步步为营。虽然现在仍在风浪中航行，但它证明了：即使面对最高强度的风暴，中国产品仍有能力在全球市场牢牢锚定。

　　今年2月，美国又开始围堵DeepSeek。但DeepSeek没有选择出走，而是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开发者。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一次会上问到：“从华为到TikTok，再到DeepSeek，美国还想禁多少？”

　　当然，Manus不是华为、TikTok和DeepSeek，我们没法站在道德高点去评价它。它走的路径选择，本身也是高压环境下的一种生存策略。

　　只是，出走海外未必就一定心安。现在的全球化浪潮中，充满偏见带来的激浪。此前，在许多人都知道TikTokCEO周受资是新加坡人的情况下，美国某官员仍咄咄逼人、不怀好意地质问他“是否为中国公民”“是否申请过中国公民身份”，围绕TikTok与中国的关系故意制造难题。

　　全球化从来不是单选题，出走是一种路径，坚守本土叩开世界大门也是另一种可能，而且往后看或许有更多可能性。

　　只能说，当生存成为第一要务，创业者的每一步都踏在荆棘与未知之上。

　　2013年，肖弘等人开发了华科版微信校内漂流瓶，他的偶像是微信的张小龙。

　　如今，离开故土的Manus，也像飘在资本海浪上的漂流瓶。

　　这枚漂流瓶承载过“国运”的狂热期许，也背负着“跑路”的质疑骂名。它的急速沉浮，显露出自身的功夫不足，以及在夹缝中生存的隐痛。

　　失去根的“国际公司”，到底能走多远呢？ 时间或许会给出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巨浪翻涌的全球化深海中，没有坚实内核的航船，终难逃被浪涛吞噬或迷失方向的命运。